對于公安機關提請刑事拘留，人大及其常委會有同意或否決的權力，這毋庸置疑，但僅以該案屬于民事糾紛就否決警方請求，并沒有法律依據(jù)，顯屬不當決定——人大雖是權力機關，但并沒有直接行使司法的權力。

　　《代表法》規(guī)定，“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非經(jīng)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許可，在本級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非經(jīng)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許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審判”，“對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如果采取法律規(guī)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應當經(jīng)該級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或者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許可”。允許對代表采取強制措施，是人大及其常委會的法定權力。但是，以往對于人大的許可權力，法律規(guī)定語焉不詳，引發(fā)了多起公安、檢察等機關與人大之間的矛盾。

　　例如，2000年，某縣人大代表、某局局長白某因涉嫌受賄，被該縣檢察院立案偵查，后者向該縣人大常委會提請對白某實行逮捕，但該縣人大常委會認為不符合逮捕條件，決定不予許可。在這里，人大常委會就行使了實質(zhì)上的審查權力，只要人大認為代表不涉嫌犯罪，就可以不許可有關機關采取強制措施。其實，這是對人大行使這一權力的誤解，因為縱觀世界各國，議會都有保障其代表、議員在履職過程中免受司法追究的權力，但這項權力的行使是以代表、議員在議會發(fā)言與參政過程中遭受行政權力打擊報復為前提，議會行使否決權是為了讓議員放心大膽地參政議政。

　　2010年修改的《代表法》針對原有法律的不完善，更具體地規(guī)定：“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或者常務委員會受理有關機關依照本條規(guī)定提請許可的申請，應當審查是否存在對代表在人民代表大會各種會議上的發(fā)言和表決進行法律追究，或者對代表提出建議、批評和意見等其他執(zhí)行職務行為打擊報復的情形，并據(jù)此作出決定。”這意味著，雖然公安、檢察機關對代表采取強制措施必須征得人大許可，但人大對這種申請的審查，應當限定于是否對代表履行職務進行打擊報復上，而不是對當事人是否構成犯罪作出實質(zhì)判斷。

　　回到內(nèi)蒙古達拉特旗公安局偵辦的這起案件上，當?shù)厝舜蠊倘豢梢宰鞒鲈S可或不許可的決定，但對于公安局提出的申請，應重點審查其是否對代表履行職務有打擊報復，而不是審查該代表是否構成犯罪、應不應當刑事拘留。盡管當?shù)厝舜笤�召開公檢法聯(lián)席會議，檢察院、法院相關與會人士認為這起案件不構成刑事犯罪，只是民事糾紛。但是，只要不存在打擊報復代表的情形，當?shù)厝舜缶彤斪鞒鲈S可逮捕的決定。

　　如果人大認為不構成犯罪，就不予許可刑拘、逮捕，實質(zhì)上就是人大在代替檢察院、法院等司法機關行使司法權，這與我國《憲法》和《代表法》相違背。人大雖然是權力機關，但本身并不行使司法權，不能作出司法判斷。如果公安機關的偵查確實有錯，也該由檢察機關作出監(jiān)督，或者法院進行審判。人大也可依法進行法律監(jiān)督(如質(zhì)詢、組織特定問題調(diào)查)，但不宜以直接否決的形式來不許可采取強制措施。而且，人大替司法機關作出判斷，還會隱藏著權力尋租的風險。近年來，一些代表不時作出一些違法犯罪之事，恐怕或多或少與此有關。

　　因此，達拉特旗人大常委會應當慎重考慮當?shù)毓�安機關的申請，在開會表決前，有關領導也應組織參會委員認真學習《代表法》相關規(guī)定。當然，公安機關如果不服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決定，也可向上級人大常委會反映，由上級人大常委會來做出相應決定。楊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