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肇中

我非常榮幸地接受《瞭望》周刊授予我的“情系中華”征文特別榮譽獎。我父親是受中國傳統(tǒng)教育長大的，我受的教育的一部分是傳統(tǒng)教育，一部分是西方教育。緬懷我的父親，我寫了《懷念》這篇文章。多年來，我在學校里接觸到不少中國學生，因此，我想借這個機會向大家談談學習自然科學的中國學生應該怎樣了解自然科學。

在中國傳統(tǒng)教育里，最重要的書是“四書”。“四書”之一的《大學》里這樣說：一個人教育的出發(fā)點是“格物”和“致知”。就是說，從探察物體而得到知識。用這兩個詞語描寫現(xiàn)代學術發(fā)展是再恰當也沒有的了。現(xiàn)代學術的基礎就是實地的探察，就是我們現(xiàn)在所謂的實驗。

但是傳統(tǒng)的中國教育并不重視真正的格物和致知。這可能是因為傳統(tǒng)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尋求新知識，而是適應一個固定的社會制度。《大學》本身就說，格物致知的目的，是使人能達到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的田地，從而追求儒家的最高理想——平天下。因為這樣，格物致知的真正意義便被埋沒了。

大家都知道明朝的大理論家王陽明，他的思想可以代表傳統(tǒng)儒家對實驗的態(tài)度。有一天王陽明要依照《大學》的指示，先從“格物”做起。他決定要“格”院子里的竹子。于是他搬了一條凳子坐在院子里，面對著竹子硬想了七天，結果因為頭痛而宣告失敗。這位先生明明是把探察外界誤認為探討自己。

王陽明的觀點，在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里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儒家傳統(tǒng)的看法認為天下有不變的真理，而真理是“圣人”從內心領悟的。圣人知道真理以后，就傳給一般人。所以經書上的道理是可“推之于四海，傳之于萬世”的。經驗告訴我們，這種觀點是不適用于現(xiàn)在的世界的。

我是研究科學的人，所以重視實驗精神在科學上的重要性。

科學發(fā)展的歷史告訴我們，新的知識只能通過實地實驗而得到，不是由自我檢討或哲理的清談就可求到的。

實驗的過程不是消極的觀察，而是積極的探測。比如，我們要知道竹子的性質，就要特地栽種竹子，以研究它生長的過程，要把葉子切下來拿到顯微鏡下去觀察，絕不是袖手旁觀就可以得到知識的。

實驗不是毫無選擇的測量，它需要有細致具體的計劃。特別重要的，是要有一個適當?shù)哪繕�，以作為整個探索過程的向導。至于這目標怎樣選定，就要靠實驗者的判斷力和靈感。一個成功的實驗需要的是眼光、勇氣和毅力。

由此我們可以了解，為什么基本知識上的突破是不常有的事情。我們也可以了解，為什么歷史上學術的進展只靠少數(shù)人關鍵性的發(fā)現(xiàn)。

時至今天，王陽明的思想還在繼續(xù)地支配著一些中國讀書人的頭腦。因為這個文化背景，中國學生大部偏向于理論而輕視實驗，偏向于抽象的思維而不愿動手。中國學生往往念功課成績很好，考試都得近100分，但是在研究工作中需要拿主意時，就常常不知所措了。

在這方面，我有個人的經驗為證。我是受傳統(tǒng)教育長大的。到美國大學念物理的時候，起先以為只要很“用功”，什么都遵照老師的指導，就可以一帆風順了，但是事實并不是這樣。一開始做研究便馬上發(fā)現(xiàn)不能光靠教師，需要自己做主張、出主意。當時因為事先沒有準備，不知吃了多少苦。最使我彷徨恐慌的，是當時的唯一 一辦法——以埋頭讀書應付一切，對于實際的需要毫無幫助。

我覺得真正的格物致知精神，不但研究學術不可缺少，而且對應付今天的世界環(huán)境也是不可少的。我們需要培養(yǎng)實驗的精神。就是說，不論是研究自然科學，研究人文科學，還是在個人行動上，我們都要保留一個懷疑求真的態(tài)度，要靠實踐來發(fā)現(xiàn)事物的真相。現(xiàn)在世界和社會的環(huán)境變化得很快。世界上不同文化的交流也越來越密切。我們不能盲目地接受過去認定的真理，也不能等待“學術權威”的指示。我們要自己有判斷力。在環(huán)境激變的今天，我們應該重新體會幾千年前經書里說的格物致知真正的意義。這意義有兩個方面：第一，尋求真理的唯一途徑是對事物客觀的探索；第二，探索應該有想象力、有計劃，不能消極地袖手旁觀。希望我們這一代對于格物和致知有新的認識和思考，使得實驗精神真正變成中國文化的一部分。